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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为什么被誉为“红军之父”

时间：2020-03-28 |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网 | 查看次数：次 | 收藏到：

提起打仗，提起我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包括志愿军）的光辉历程，有几位伟人、将帅和几次战役、战斗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如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数次反“围剿”斗争；抗战时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贺龙、聂荣臻指挥的陈庄战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总指挥，林彪、罗荣桓、陈毅、粟裕、聂荣臻等指挥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徐向前指挥的太原战役，刘伯承、粟裕指挥的渡江战役，彭德怀指挥的抗美援朝，等等。但是，作为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其具体指挥的战役，在人们的印象中却较为模糊。

这与朱德的身份有关。作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他自然不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而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即使如此，朱德指挥的主要战役，也是史载皇皇，功绩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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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朱德任一方面军总指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是各个战役的总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战役，朱德也是总指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为政委）。长征中遵义会议前主要有突破四道封锁线，突破乌江（此役刘伯承为前线指挥），智取遵义；长征中遵义会议后主要有四渡赤水（此役毛泽东主要为战略运筹，朱德为实际指挥者），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为前线指挥）、飞夺泸定桥（林彪、杨成武为执行者）。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在前线指挥抗日战争。回到延安后任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与毛泽东一道指挥全国抗日战争。曾指挥平型关战役（林彪为实际执行者）和“百团大战”（彭德怀为前线指挥），指挥国共军队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刘伯承、徐向前为八路军129师方面指挥员）。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前期与军委主席毛泽东指挥全军战略防御作战；中期到华北指导工作，进行战略进攻和决战的前期准备，指导过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等；后期与毛泽东等谋划运筹，指挥“三大战役”战略决战。

使朱德终身成为人民军队总司令的关键，是南昌起义后的战斗经历。

北伐战争时期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决裂。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80余次武装起义。但没有哪一次如南昌起义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与其紧紧相连。十大元帅中有7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将中有7人：粟裕、陈赓、徐海东、罗瑞卿、张云逸、谭政、许光达；上将有5人：周士第、萧克、陈奇涵、赵尔陆、杨志成；另有中将7人，少将5人。还有许多著名先烈，其英名也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叶挺、彭湃、恽代英、王尔琢、贺昌、周逸群、郭亮、李硕勋、毛泽覃等等。当然，人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

这次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了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而保留南昌起义火种的功臣，首推朱德。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朱德威望和地位的起点。但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都没有朱德（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参谋团长刘伯承）。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时任起义部队团指导员）回忆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朱德在起义中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的部队。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只有滇军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不到500人，只能算一个营。所以，南昌起义计划中分配给朱德的任务，只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后另成立第九军，朱德被任命为副军长。第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也没有战斗部队，原是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但未获结果。

起义部队南下，途经当时滇军遍布的江西。为利用旧谊使滇军让路，朱德又负责起先遣任务。他曾回忆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南昌起义之时和起义后一段时间内，朱德的作用确实有限。他真正发挥作用，是在这支部队面临失败危险的时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的后路。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只剩2000多人。本想去寻找主力，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1928年7月在开辟豫皖边根据地战斗中牺牲）率领的200余人，方知起义军主力已在潮汕地区失败，起义诸领导人都已经分散隐蔽撤离了。

局面困难且严峻。这支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部中断，四面又都是敌人，自己也损兵过半，思想上组织上都相当混乱。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少数同志觉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坝这点力量也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往湘南。在这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人听、不过被作为一个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摊子。他以异乎寻常的执着和坚定，为这支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从了他的话。10月16日队伍走到福建武平，还有2500人；17日击退追敌，便只剩下1500多人了。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粟裕（时任起义部队班长）回忆说：“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但局面不会因一两场战斗改变。情况仍在继续下滑，“谷底”在赣南安远的天心圩。当时已近冬天，官兵们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虽然摆脱了追敌，部队却常常受到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经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同上级党委的联系还没有恢复，饥寒交迫，疾病流行。由于无处筹措粮食，官兵们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杨至诚（时任起义部队连指导员）后来回忆当时部队情况时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走到安远县天心圩，从师、团级主官开始，各级干部纷纷离队。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南昌起义军部队中除各级军事主官外，在军、师两级设有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有政治指导员。这一健全的军政领导体制在天心圩最后崩溃。师以上军事领导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领导干部则走得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团以上干部全部加起来，仅剩朱德、王尔琢、陈毅三人。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有的还把自己部队拉走，整排整连地公开离队。剩下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面对部队随时瓦解、一哄而散的势态，面对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儿火种可能马上熄灭的局面，朱德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召开骨干会议，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的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朱德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大家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

经过热烈的讨论，朱德最后总结出“尽快找到上级党组织”“保存好这支军队”等4条意见，为这支处于绝境、陷入混乱的部队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朱德讲了一个多小时，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危难关头向即将崩溃的队伍灌输了高山一样的坚定信念。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北京、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他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陈毅、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尽管300多名军官和士兵在这次整顿中离队了，但留下来的都是革命的精华。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全纵队共计800人。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队伍，最后真正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点儿家底。这支队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础、战斗力的核心。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解放后曾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儿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这番话，无疑是对朱德、陈毅等人的最高评价。

“赣南三整”是指朱德在江西南部山区，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的三次整顿：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赣南三整”和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一样，在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创立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产生过更为深远的影响。

天心圩整顿是在1927年10月中旬进行的。这次整顿，主要是通过思想教育，稳定部队情绪，鼓舞革命斗志，坚定胜利信心。大庚整编是在10月底进行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整顿了党团组织，二是整编部队。上堡整训是起义军于11月初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崇义县上堡后进行的。主要是整顿纪律和实施军事训练。

“赣南三整”是南昌起义军在转战途中，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进行的。前后历时将近两个月。时间虽短，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赣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这是朱德的独创。他把整顿看成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整顿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从而在两个月后，才能再举义旗，发动湘南暴动，创造出另一个崭新的局面。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朱德了解到宜章县城敌人力量空虚，就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由地方游击队领导人胡少海（共产党员，出身豪门，身份没有暴露）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1月22日，朱德化名王楷，与陈毅率部打着国民党军旗号进入宜章县城，将前来欢迎聚宴的反动官吏及豪绅全部逮捕，并解除了国民党县团防局和警察的武装，以智取宜章县城为开篇，拉开了整个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即，朱德、陈毅将部队整编为工农革命军1师，并在广东坪石一带消灭了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军许克祥师。此后，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民攻入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起义烈火燃遍了整个湘南。

参加了湘南起义的萧克将军说：“在这三个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6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有100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无疑，这次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实践最早的一次起义。

3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工农革命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命令。17日，国民党军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由于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乱烧乱杀，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致使工农革命军无法在当地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部于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不久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年2月新城战斗胜利后，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上旬，毛泽东派弟弟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县（今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3月下旬，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3月29日，朱德率领部队完成了转移的准备，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向井冈山进发。4月28日，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得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5月4日，根据湘南特委决定，将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存了一大批坚定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坚定了边界党和群众建立和发展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是当时所有工农武装中战斗力最强、力量最大、取得胜利最多的武装力量。该师以及在湘南起义中组建的3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创建的重要武装力量。朱毛井冈山会师时，朱德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有大约1万人，而原井冈山部队则不足2000人；朱德因为有十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曾任滇军旅长，所以，在成立红4军后，朱德任军长，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则任党代表，偏重于政治和组织工作。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萧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4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儿神秘式的信仰” 。

1928年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红军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朱毛红军战绩最大、力量最强，其经验也通过在上海的党中央传播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从而带动并促进了全国各地红军的发展。

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后改称红1军团）成立，朱德任总指挥。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月底，朱德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朱德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著名史学家金冲及曾经问过萧克将军，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萧克曾担任红4军第3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独立第5师师长，他十分肯定地说，是朱德在具体指挥。曾跟随朱德上井冈山、后来又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战斗的黄克诚大将也说过：“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刘白羽在《朱德将军传》写到这个著名的红军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时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

“红军之父”的意思，就是红军的缔造者。以朱德对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贡献而言，他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1946年11月30日，在庆祝朱德60寿辰时，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在祝辞中同样称朱德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代表有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王震等）集会庆祝朱德总司令60寿辰，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1955年5月，新华社记者采访刘少奇时，刘少奇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

“红军之父”的意思是红军的缔造者，从这个称呼的最初得名来看，还有另一层更为直白的含义—朱德对红军战士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红军战士则对总司令充满对待父亲般的感情。

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最早记载可能来自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她这样介绍朱德：“战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尔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这样写道：“确实，他看着就像是红军之父。”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后，外国元首纷纷发来唁电，称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等。这些盛誉是对朱德“中国红军之父”中所含的“红军缔造者”之意的另一种证明。

朱德在战士中间的父亲形象，并不只是马海德和史沫特莱才有的感觉，到过延安的西方人，总是很容易地将朱德和“父亲”联系起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后来他在采访文章中说：“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德国友人王安娜描述延安时的朱德说：“他对战士们像父亲般的慈爱。”

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的杨春於回忆说：“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行军的时候，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上几双草鞋或者麻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会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德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怀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朱德还多次亲自为受伤的战士擦洗脓血，包扎伤口。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道：“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穿着草鞋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战士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战士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据一位老红军回忆，战士们经常由衷地感叹：“他真像我们的老爸爸一样啊！”而那些年轻的战士也就都情不自禁地称呼朱德“爹爹”。

也许，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1945年改称“朱德警卫团”—的团歌，最能阐释朱德被誉为“红军之父”的含义，最能表达人们在这样称呼这位人民军队总司令时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