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无法调合的矛盾是什么？

在195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刘少奇这样的党内领导人物虽然也有自己大致完整的经济、政治路线与纲领，但是明显地处在弱小的地位，处在一个不可能旗帜张扬的地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毛泽东代表的党内主流相抗拒，势必面临失败的结局。

正像我们之前所分析过的，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着巨大的政治资本，有着巨大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力量，有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巨大思想力量，它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国家的全部资源。

剥夺官僚资本使它有了最初的工业，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它争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已经是一个控制了全国政治、军事、外交、全部资源、主要工业又具有最庞大组织系统的巨型“托拉斯”，它本能的趋势就是要进一步将所有的经济都逐步掌握在自己日益集中的领导之下。

在所有制领域内进行新一轮革命与占有的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符合全党意愿的。这既与他们头脑中或深或浅的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也与他们整体的切身利益相一致，谁反对这个锐不可挡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必将粉身碎骨。谁在这个潮流面前迟疑、保守或怠慢，也将被冲垮，失去立足之地。谁反对这个潮流，必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

而不断地将已经打倒的敌人（帝国主义、反动派、地富反坏）当做靶子再攻击一番，就足以威慑党内一切动摇分子，将党内各种与主潮流对抗的反对派与已经打倒的阶级敌人联系在一起，始终是一个威力无比的斗争手段。

刘少奇在那个时期的被批判与被压制，是必然的，他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的理性必然有所收敛，当然，他又会因势利导、把握时机做出某些克制不住的顽强言行。

在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时期，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乃至庐山会议时期，他与毛泽东路线的矛盾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公开化。他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的那些年中，才得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接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总清算。

在庐山会议这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关口，是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虽然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几个志同道合者，实际上却更有些独自行为的色彩。他在庐山会议上拿出的万言意见书无疑在整个会议中显得十分突兀，在“万言书”中，他对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措辞尖锐的批判。

因为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跳出来的，因为他是在反右斗争中解决了知识分子这个反对派之后跳出来的，所以他不仅被打倒了，而且成为阶级斗争重点移向党内的第一个对象。

因为几乎全党都卷入了“大跃进”、公社化，所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彭德怀理所当然地被全党当成了敌人。这个斗争结果，既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必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老练、敏锐和坚定。

如果他稍微犹豫一些，迟钝一些，软弱一些，故作宽容谦虚，听取彭德怀的意见，并欢迎类似的批评广泛展开，推波逐澜，很可能会发生迥然不同的结果。然而，毛泽东坚定不移地、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反击，反而轻而易举地将彭德怀打了下去。

政治斗争的分寸感常常就是这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代表了全党。即使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经济上的挫折，也没有能够伤害他个人在全党的权威，甚至似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权威。

在随后的一些年中，虽然又有自然灾害、苏联停止援助等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中国经济陷入了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但仍然没有伤害毛泽东的权威，他的权威甚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那一时期的潮流所致。

这一切，大概都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奠定了部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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