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时期的告密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告密者，最早的大概要算崇侯虎，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淫虐无道，先后杀害了无辜的九侯（鬼侯）、鄂侯，西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说了这件事，就叹了一口气，崇侯虎知道了，就告诉纣王，纣王于是把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大臣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救出来，周文王努力修德，发展国力，最终消灭了崇侯虎。

仅仅是在私底下叹了一口气，就被举报而入狱，并险些丧命，这实在是令人恐怖，谁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呢？商纣王的亡国，不是偶然的。

在取代商朝的周朝，也有一个糟糕的统治者，在对待告密的问题上，比商纣王更进了一步，他就是周厉王，这个家伙很暴虐，国人无法忍受，都发牢骚表示不满，周厉王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来监视敢于议论自己的人，发现一个杀掉一个，于是国人都不敢说话，“道路以目”，也就是路上见到了都不敢打招呼，只是互相使个眼色，周厉王洋洋自得，告诉召公说：“你看我牛叉吧，现在谁也不敢说我的坏话了。”召公摇头说，这不叫牛叉，这是作死。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止民众不说话，就像堵塞河川一样，是堵不住的，一旦决堤，会淹死很多人，所以，真正正确的方法是疏导，要让老百姓发言，通过听取他们的意见，来了解自己的得失，从而改进自己的言行和施政方法，周厉王不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压制言论，过了几年，忍无可忍的国人发起暴动，把周厉王赶下台，流放了。

周厉王虽然失败了，但是他鼓励告密，并由政府组织人马来监视民众的方法，却极具生命力，后来不断被许多喜欢独揽大权、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拒绝听取不同意见的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

战国时的法家就主张严密控制民众，把他们像牲畜一样驱赶着去耕战，商鞅在秦国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建立户籍制度，五家为一保，一家有罪，九家都要举报揭发，如果不揭发，十家都要连坐同罪，“告奸”的人赏爵一级，与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是同样的功劳，而藏匿罪犯的人，判处与投降敌人同样的罪罚，本人处死，家产全部抄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法律形式鼓励告密，为了打击知情不报行为，甚至不惜采用殃及无辜的连坐方式，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恐慌，使其人人自危，被迫互相举报，所以秦国人变得毫无道德感，邻里甚至家人之间互相告密成为家常便饭。

最可笑的是，商鞅因为变法和自己的刻薄寡恩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太子，当信任他的秦孝公死后，新君和大臣们就要治他的罪，他一路逃亡，却没有人敢收留他这个陌生人，因为怕连坐获罪，商鞅不由得感叹道：“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严刑酷法的弊端原来这么大啊！最终商鞅被秦国人车裂了，这就是所谓的“作法自毙”。

与法家不同，儒家却是非常反对告密的，认为告密会破坏善良的风俗、和谐的气氛，造成人们之间的猜疑和紧张，使得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都被割裂。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有一个坦白直率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这个做儿子的便去告发。”孔子说：“我们那边坦白直率的人和你们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了。”如果连一家人都互相举报，那么这个社会该多么可怕！儒家推崇伦理，最重父慈子孝，所以孔子认为父子互相回护，隐瞒罪过，是属于直率的行为。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观念，从汉宣帝起，“父子相隐”、“亲亲相隐”的法律原则被历代所遵循，但是，自朋友、乡人而外，告密就非常常见了，更有几段特别黑暗的时代，如汉武帝“告缗”政策时期、武则天专政时期、明代、清代“文字狱”时期，都是政府鼓励告密的最严重的时代。

其中明代的“厂卫”特务制度就是其登峰造极之作，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这些特务机关横行天下，让人闻之色变。

以上是从最高统治者和政府法律的层面来谈的，那么在先秦时期，普通贵族和人民有没有什么告密的故事呢？我们来简单地说两个。

春秋时郑国的大臣祭仲专权，郑厉公感到自己的权力被他夺走了很多，就要祭仲的女婿雍纠帮助自己干掉祭仲，雍纠接受了这个任务，打算在郊外宴请祭仲，在宴席上下手杀掉他，但是雍纠嘴风不严，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老婆，也就是祭仲的女儿雍姬，雍姬就去问母亲：“父亲与丈夫哪个更亲？”老妈毫不含糊地马上回答：“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两条腿的男人到处有，每个都可以做丈夫，但是父亲可只有一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怎么可以比呢？雍姬听了，恍然大悟，立马就把老公的密谋出卖给了父亲祭仲，祭仲非常果断，先下手为强，把雍纠杀掉了。郑厉公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就这么毁于一个女人的告密，恨铁不成钢地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么大的事情居然和女人去商量，死了活该，他知道祭仲还留了一手，没有对自己直接下手，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对抗祭仲，就载着雍纠的尸体逃亡到蔡国去了。

这个故事说的是亲人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利益冲突，相关的人如何取舍的问题，这种情况比较极端，也比较罕见，我个人以为，不能太责怪雍姬的告密，父亲和丈夫，她只能要一个，实在是太为难了，她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告还是不告诉父亲，都必然会损失一位至亲的人，她是被迫陷入政治斗争中的不幸女人。

另一个故事是：晋国的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霸主晋文公，因为国家内乱，被迫逃亡。他到了齐国，齐桓公对他很不错，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二十乘车马，这么好的待遇，让重耳感到非常舒服，就不想离开齐国，想终老于此了。跟随重耳的子犯、赵衰等人觉得公子安于逸乐，丧失了远大志向，这不是个办法，于是就在桑树下密谋怎么把重耳弄出齐国，重新上路，为什么要密谋呢？因为当时齐桓公死了，齐国经历了一场内乱，诸侯开始离心，都不太听使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坍塌了，如果此时作为客人的重耳也要离开，齐孝公很可能会大怒，那么大家就都危险了，所以，要谈论走的话题，不能公开谈，只能偷偷谈，没想到一个养蚕的女人正在附近的桑树上采桑叶，把他们的密谋听了个清清楚楚，马上告诉了重耳的齐国老婆姜氏，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姜氏不是个平常的女人，她居然把这个告密者杀掉了，然后对重耳说：“你有四方之志，真是好男儿！偷听到你们出走计划的人，我已经帮你杀掉灭口了。”重耳莫名其妙，说：“我可没有什么四方之志。”姜氏说：“你还是赶紧走吧！留恋妻室，贪图安逸，确实会败坏一个人的名声，晋国的群公子，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了，你回去，一定会得到晋国！”重耳还是不愿意走，于是姜氏与重耳的舅舅子犯合谋，把重耳灌醉之后，拉上车离开了齐国。

这位姜氏真是一个胸怀大略，富有牺牲精神的女人，完全脱离了儿女情长的“低级趣味”，见识超群，下手也极果断，如果各方面机缘都凑成的话，以她的才能，完全可以成为一代女主。

那位采桑的告密女，或许是出于对国家或主人的忠心，或许是想得到奖赏，但是不幸遇到了姜氏，人生在不该终结的时候意外地终结了，所以，要告密的人，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一定会得到奖赏，前面等着你的还不知道是什么呢，也许是升官发财，也许是一把屠刀，主人的心态，有时你真的是摸不透的。

告密的动机，千差万别，告密的结果，万别千差，被出卖者固然一般都会陷入悲惨的境地，但告密者和鼓励告密者却也未必一定有好下场，通过上面的几个故事，读者也许会对此有进一步的思考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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