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基本都是在家庭帝王制中写成的，但夏之前包括尧、舜、禹都是经过部落首领们民主推选实现的，历史上称这一制度为“禅让”，想来似乎有点像现代的美国选举。
不过等到禹当了皇帝以后，他却破坏了这一非常先进的游戏规则，要说禹的家庭故事，当然得从他的父亲说起，虽然本文要讲的是禹的种种不是，但我们不能否认禹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伟人，他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而禹的父亲——鲧，却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相传鲧曾受尧指派，负责治理洪水，他用筑堤挡水的办法，试图堵住洪水，但堤坝坍塌，造成了更大的水患，治了九年也没有成绩。
舜摄政后视察治水情况，“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古史传说往往以为，鲧用堵水之法治水失败，其子禹用疏导之法获得成功，事情简单而明确。
其实，治理洪水是原始社会后期先民们经过数代人的奋斗才得以完成的，古史传说将功劳全归于禹，这是当时人们英雄主义观念的反映，其中肯定有夸张和简单化的地方，其合理因素，是在于禹作为领导者使治水伟业最终得以完成。
关于禹的治水方法，《夏书》上说“禹堙洪水十三年”、《山海经》上说“禹堙洪水杀相繇”、《淮南子》上说“禹乃以息土填洪水”等，均指出禹也曾用过“堙”的方法，屈原的《天问》中也有“纂就前绪，逐成考功”的句子，说明禹也曾继承过鲧的治水方法。
我们把原始时代后期一系列伟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首领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主要在于首领本身的卓越才能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其中也有祖先的荫蔽以及个人的诈谋的因素。
《礼记》中的《礼运》篇讲“小康”之世所说的“谋用是作”，其代表人物以禹为首不是没有根据的，按照一些古书中的记载，治水失败只是鲧被放逐而死的表面原因，而根本原因却在鲧与舜的争权夺位，尧欲将权位传给舜时，鲧极力反对，鲧对尧说：“不详载!熟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 鲧为了夺位，曾经“怒其猛兽，欲以为乱”且“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以至遭到放逐和诛杀。
但鲧的儿子禹就要圆滑世故的多，可以说禹是我国上古时代第一位实行诈谋并取得成功的人物。
根据《尚书》的记载，鲧被诛杀后，禹审时度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尽管禹不一定如此地奴颜婢膝，在舜的左右总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在鲧被杀后还能担任要职这一事实至少可说明禹是善于诈谋的，在传统观念中，有一种对伟人的宽容态度，即俗语说的“一好遮百丑”，只视其功，不视其过。
禹的时代，社会结构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于是禅让制也呈现出微妙的状态，禹在位时，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此举充分反映了禹的智谋和狡猾。
皋陶是偃姓部落首领，早在舜的时候就威望很高，曾经当众诘难过禹，但后被禹所笼络，便“令民皆则禹”，举荐皋陶，实际上是加强了禹自己的权势、扩大了禹自己的影响。
特别应当注意到，皋陶和禹同在舜手下任过职，从言论和行为上看，皋陶是年长于禹的，禹选定皋陶为继承人时，两人均已至耄耋之年，选择一位比自己年纪大的老人为继承人，正是禹工于心计的表现，因为这样的继承人是不会对自己及其儿子启构成太大威胁的，即便皋陶先于自己死去，也可以延后继者佐政的时间。
果然，皋陶被举荐后不久死去，禹又举荐不大受拥戴的益为继承人，难怪司马迁这样解释：“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政日浅，天下未治，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根据一些古书中的记载，禹搞禅让，实际上是设下了一个圈套。
“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这就大大减少了打破旧传统带来的阻力，就像曹操，始终“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臣的面貌出现，而把称帝的任务留给了儿子曹丕来完成，禹和曹操尽管时代相隔甚远，但其机敏、权略的相似之处还是有的。
帝禹死后，选定东夷族益为继承人，但依照古代的礼制，继承人需守丧三年以后才能称帝，在益即将即位时，禹的儿子启利用帝禹儿子的优势地位，举兵反对益，继而杀之自立，于公元前205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政治朝代——夏朝。
禹的权谋与开拓顺应了当时社会文化观念转变的潮流，至此，中国开始漫长的家庭式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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