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纪末，当西晋内部爆发了血腥的权力斗争和内战时，帝国不能有效地控制境内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藉此称兵反抗中国的统治，引发了长达三百年的战争，在此时期，汉人被驱逐到南方，建立以建康为首都的五个政权，北方留给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超过二十个以上的政权，几乎平均11年便有一次朝代更替，成为秦以后中国古代分裂时间最长、动乱频率最高的历史时期，因此，常被史学家称之为“乱世”。
政治上的不稳定，必然导致频繁的战争，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持续近150年之久，北魏“孝昌之际(公元525年)，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于乱麻，于是民生耗减，且将大半”，这种毁灭性战争的结果，便是“人皆相食”、“白骨遍野”、“千里元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
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加上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使得“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贫民起义层出不穷。
南北朝时，南北方发生了多地大量的的流民大起义与农民战争，长期的战争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破坏，大倒退。
佛教在此时期，发展迅速，取代儒家思想的主宰地位。
除了少数游牧君主，绝大部份的游牧民族的君主热心地支持佛教，其原因有二：
第一、以佛教做为自己文化认同的对象
后赵的石虎（统治的时间335－349）就如此说：“〔王〕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其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族,佛是我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淫祀，乐事佛者，希听为道。”
第二、佛教业报的观念容易为游牧君主所接受
正如佛典所言，赞助佛教的活动，供养僧侣，能从诸佛和菩萨得到各种福报（包括对政权的护卫），石虎在遭到南方晋军的攻击，战局吃紧、人心不安时曾抱怨：‘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第二天早上，佛图澄入朝，石虎以此事问他，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尔，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信悟，跪而谢焉。
石虎的信佛表现来自他相信佛教的业报，他承认他的抱怨是对三宝的不敬乃是接受了佛图澄对他前生的解释，在佛教本生的故事里，佛生前曾为大商主，也曾为鸟，佛图澄的解释无疑地暗示石虎本人为如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君主即如来的应用，前面说过，石虎认同佛教为胡人的宗教，以和汉人的儒家文明对抗，支持石虎对抗的基石即是胡人的君主是如来的化身。
若以佛教供养三宝作为政权稳定的保证，这些胡人君主就不需要接受繁琐的、他们所厌恨的儒家统治机构，因此这些君主虽然残忍，他们都愿意捐钱给僧团、建寺院、鼓励人民出家，他们也雇用僧侣作为政治顾问，请他们预测大事、或行法术，由于他们的护持，佛教在华北广泛地流传。
他们的单纯信仰对佛教在中国的演进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这段时期是佛教历史中最飞速发展的阶段，当时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曹魏、蜀汉、东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见《高僧传·佛图澄传》等书），据僧传记载与后人追述，汉至西晋间僧人几乎都是西域胡人，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
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后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响南朝，从一个小教逐渐发展成后世三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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