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诱降的四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在公开场合，日本曾把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而背地里却又把他当成“迷人的伴侣”。

抗战初期，蒋介石喊过一些诸如“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漂亮口号，曾几何时，却又与日本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还干了一些“同室操戈”的勾当，深得敌寇的嘉许，究其原因，是日寇对蒋介石集团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迫使蒋经常首鼠两端。

抗战时期，在降日、卖国的问题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最终没有投到日寇的怀抱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诱降、日蒋相互勾结的内幕以及诱降未遂之原因却又鲜为人知。

纵观抗战八年，日本政府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日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对蒋介石集团的基本方针是以武力威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

在此阶段，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迫使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也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起初，日本的如意算盘是速战速决，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出乎意料的激烈”，使日寇到处受阻，日本政府预感到侵华战争将要旷日持久，拖下去对其十分不利，遂决定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引诱蒋介石集团投降，并请当时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上述条件，蒋介石认为除承认伪满以外，其余不算太苛。

12月2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但是，就在诱降露出希望之光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故，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后，其政府中的强硬派气焰十分嚣张，突然又追加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对伪满由“事实上承认”变为“正式承认”；扩大华北、内蒙古与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古自治与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同时还勒令限期答复，否则将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

对上述条件，国民党政府不敢贸然答复，拖到1938年1月13日才转告日方，要求对每一条款作出具体说明，待仔细研究后才能作出确切决定，日本政府很不满意，近卫内阁于1月16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明确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决意另外扶植傀儡政权为其所用，至此，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中日双方召回大使，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日战争已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即“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广州、武汉，随着占领地域扩大，守备兵力增加，带来了作战兵力的不足，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会战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诱降，即“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政府的新一轮诱降攻势，蒋介石在考虑如何应对之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和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却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庆，投到日寇的怀抱，并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伪政权。

对此，蒋介石虽然十分恼怒，但在行动上却也不甘落后，他也在不断寻求“和平”的机遇，尤其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那时，日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及非正式的表示求和之意，并日益提出较优惠的条件”。

日本发起的诱降攻势，其规模最大的是1939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这次会谈，中国方面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的直接领导与策划下秘密进行的，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此人当时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主管情报及政务的课长，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15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因为上述要点，与中国代表的“和平意见”大同小异，其精神实质基本吻合，所以蒋介石比较满意。

1940年6月8日，日方又提议举行由坂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出席的最高级会谈，会谈场所在上海、香港、澳门任选一处，6月22日，中方答复原则同意最高级会谈，但会谈地点坚持在长沙，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同意选址长沙，但要对方写出书面保证，不得危害日、汪代表的安全。

由于蒋介石“怕会谈如果不成功会被日军所暴露”，授人以柄，对己不利，所以拒绝写出书面文件，由于日、汪代表担心安全无保障，自然不敢前往，另一方面又因为日、蒋、汪三方会谈的事走漏了风声，使蒋介石受到多方面的责难，有人甚至强硬地主张要公开发表相互勾结的信件，使蒋十分害怕，鉴于上述诸种原因，使日、蒋双方历时十多个月的会谈告一段落，又一次只开花而未结果。

第三阶段：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7月东条英机内阁垮台

此阶段的特点是：由于日本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企图从中国战场抽调其主力用于对美、英作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加紧了诱降活动，但却未能如愿。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方针，对蒋介石集团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加紧诱降活动，企图充分利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作战顺利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再次施加政治压力，逼迫其就范。

1941年12月24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要求“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当重庆方面发生动摇时，及时把谍报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诱降工作上去”。

鉴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暂时获胜的情况，蒋介石的思想确实“发生动摇”，担心美、英、苏三国万一都被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愿意与日本断绝联系，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提出：“中国对日作战牺牲重大，如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以此索取更多的美援；另一方面，又派遣亲信打入汪伪组织，或者收买汪伪政权的要人，通过他们与日本发生联系，暗中取得谅解，对此，蒋介石称之为“三面政策”。

日本政府也很体谅重庆政权的“苦衷”，一方面与其达成默契，“很好地合作起来共同反共”；另一方面指使汪伪政权与重庆政权勾结，鼓吹蒋汪合流。

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卡纳尔岛遭到失败，敲响了日寇走向末日的丧钟，为此，日本政府再次放宽条件，向蒋介石集团抛出如下诱饵：“如果全面和平实现，日本不仅撤退在华全部军队，而且还要放弃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兵权”。

由于蒋介石惯于骑抗日、亲日的“两头马”；加之又害怕此举得罪美国，导致美援泡汤，所以迟迟不同日本达成“和谈”协定，对此，日军统帅部甚为恼火，遂于1944年5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此役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蒋介石政权处境十分不妙，连美国人对蒋也滋生了要扶植新人、取而代之的念头。

但是，就在蒋介石内外交困的时候，日寇又猛然醒悟：“消灭了蒋介石政权只会使中国的权力均势对共产党有利，而日本人是把共产党当成比重庆更大的敌人的。”

因此，日、蒋之间很快又达成了一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则日军保证蒋介石辖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从此，重庆政权在抗日问题上，便走上由“看战”、“观战”乃至积蓄力量反共、反人民、反异己的反动道路。

第四阶段：从1944年7月小矶国昭组阁到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日本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国家命运陷入垂危，已是气息奄奄了，但是，日寇为了垂死挣扎，急于寻求与重庆政权“和谈”成功，以全力应付美、英的强大反攻。

小矶组阁以后，十分痛切地感到日、蒋“和谈”的重要性，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通过汪伪政权对重庆政权进行再次诱降。

日本的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满洲国不改变现状”，但“把香港让给中国”等。

10月初，汪伪政权的考试院长缪斌访问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自称受重庆政府委托，想努力于日华和平谈判，请对方作好安排，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缪斌飞往东京谈判，缪提出的条件是：日本要取消南京政府和建立留守政府，重庆政府还都南京，并要求日本停战撤兵等。

但是，当小矶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上述条件时，遭到了陆军、海军、外务等大臣及统帅部的反对，使谈判归于流产，不久，小矶内阁亦被迫总辞职。

1945年4月，冲绳失陷，日本举国惊恐，继小矶后任首相的铃木内阁，对汪伪政权诱降重庆工作无明显成效甚为不满，决定绕过汪伪政权，“以异常坚定的决心断然进行对重庆工作以求实现停战”，经过一番活动，6月，国民党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邀请今井武夫到河南会谈，当今井到达河南新集站时，仍然受到隆重接待，并“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会谈。

新集站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过国民党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反共的建议，其中特别强调要将驻在中国的100多万装备齐全、建制完整的日军，趁尚未遣散之前，用来进攻共产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日本历史学家臼井对此作出评论：与其说那是一次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会谈，还不如说是为了合作对付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朋友之间的会谈，这是对日、蒋勾结的又一幅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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