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三日破案的经过

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收报后立刻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宏及上海方面，明确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

等到第二天，宋教仁不治身亡，上海各方面也都在报上公开刊登缉拿凶犯的赏格，其中陈其美、黄兴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提出悬赏一万大洋捉拿凶犯；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如有能缉拿凶犯者，赏给一万银元，通风报信有功者，赏给五千大洋；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开出了五千至一万银元的赏格。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在宋教仁出殡当晚，两个潦倒不堪的四川学生来到位于南京路上的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称有要事相告，交际处主任周南陔听说后立刻接见，二位学生报告说，他们因为来沪投考，当时住在四马路鹿鸣旅馆，隔壁房里有个名叫武士英的人，平时衣衫不整，不象好人，此人自称手里有幅古画，特来上海寻找买主，每天早出晚归，也常到他们房里闲谈。

有一天，武士英问他们借两块大洋，说有人要提携他，叫他去干一件事，事成之后即可大富大贵，届时一定奉还二十块银元，接着，武士英又给他们看一张照片，说此人是我们的对头，不好，可杀，说罢，他又拿出一张名片，说这就是提携他的人，上海滩上大大的有名。

两学生听后将信将疑，于是借给武士英两块钱，就在前天深夜，武士英果然来还钱，但当晚神情既慌忙，又很得意，说“好了”，并将钞票一叠向他们炫耀，想必是领到赏号了，第二天，报上登载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消息，两个学生这才发现，武士英给他们看的相片正是宋教仁，所以特来报告。

周南陔听后不敢怠慢，随后细细盘问：武士英给他们看的是什么样的名片？名片上的这个上海名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两个学生说，当时没有十分在意，现在记忆实在模糊了，一时想不起来，周南陔见事情重大，请他们一定再想想，看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两学生想了一会说，名片上的姓，说普通并不普通，说生僻也不生僻，只记得有长长的一撇，其余都想不起来了。

周南陔听后，立即前去报告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首脑、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同时又派人随学生到旅馆去守候武士英，准备等他回来即刻抓捕，派人蹲点伏击时，陈其美、周南陔等人一起猜想，这个指使行凶的人，其尊姓有“长长的一撇”，究竟是姓虞呢，还是姓唐？或是姓廖？姓廉？姓周？大家争论了一番，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陈其美说，既然是“上海有名的人”，也许姓虞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姓“应”，“应该”的“应”，这是后话了。

以上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处主任周南陔的说法，这份回忆录最早在1939年8月的《锡报》上连载，因为与宋教仁遇刺案相隔了26年，所以在时间、细节上与当时的报道有些出入，实际上，两个学生是先向英租界巡捕房报案，时间在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但巡捕卡洛斯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并未重视，也没有派人前去抓捕武士英，于是后面又有了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

3月23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三天，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来到四马路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十天前他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中兜卖古董，因为应是他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桂馨那天拿了一张照片叫他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并许诺事成后给他一千元作为报酬，但王阿发只懂得做买卖而从没杀过人，因而不肯承担这事，据王阿发所说，当时他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直到今天在报上看见宋教仁的照片，才发现这正是应桂馨叫他去暗杀的人。

有人也许要问，这个应桂馨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仁？要说起来，此人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他既是青帮大佬，同时又与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曾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就连陈其美当上上海都督，有他的一份功劳，别的不说，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有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送，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应桂馨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度疏离，但谁会想到，他竟然成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要嫌疑人？

“宋案”发生后，由于事件重大，舆论也是穷追不舍，这给租界巡捕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收到王阿发的报案后，巡捕房这次的反应极为迅速，随后即决定前往抓捕。根据探员提供的线索，应桂馨常在包养的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当晚十点，在国民党人周南陔、陆惠生等人的带领下，总巡卡洛斯亲率多名中外巡捕前往胡宅，但这一次却扑了个空，应桂馨并未在胡宅而是在英租界湖北路三弄迎春坊某妓院宴请宾客。

得到这个消息后，卡洛斯等人随后又立即赶往迎春坊，并将弄堂口派人把守，以防止应桂馨逃窜，之后，先由周南陔前往妓院请应桂馨下楼，称有要事面商，周、应原是熟人，应桂馨听了周南陔的话后并未怀疑，他坦然下楼邀周南陔一块上楼吃饭，说今日宾客不多，您来得巧，不用客气，周南陔说，吃饭不急，有件急事要商量，请到门外去谈一谈如何？应桂馨听后仍未起疑，随即跟着周南陔走出妓院，说时迟、那时快，应桂馨刚刚迈出大门，巡捕们立刻一拥而上，将应桂馨按入早已守候在外的汽车，随后风驰电掣般开往南京路巡捕房，整个过程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由于杀人嫌犯武士英尚未落网，人证、物证都没有着落，应桂馨又是个有能力、有手腕的黑道中人，巡捕房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为尽快找到杀人凶犯，租界巡捕随后又前往应桂馨家中搜查证据，由于应桂馨的住宅位于法租界西门路文元坊，当时还需会同法租界巡捕进行搜查，一番协调后，中外巡捕与随行的国民党人将应宅围了个水泄不通，所有人等，一律不许出门，如门外有人进来，则一律羁留。

应桂馨家共三层楼，三上三下，陈设相当阔绰，家中除妻妾三人外，另有仆役宾客、闲杂人等一二十人，巡捕们将应宅前后门把守后，所有人均被暂时拘禁，女的关在楼上厢房，男的全留在楼下，不准私自行动，随后，巡捕们展开地毯式搜查，但令人失望的是，众人翻遍了应宅的上上下下，都没有发现关于刺宋的片言只语和任何物证，而在这时，时间已过午夜，搜查行动看来只能无功而退。

正当众人焦灼之时，周南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楼上，假称自己是应桂馨在捕房里接头过的心腹友人，并装作很机密的样子对应桂馨的几位姨太太低声说：“你家大人托我回来安慰你们，不必着急，事情有眉目了！到明天就可解释明白，但是有一个秘密文件的地方，应大人关照，把文件赶快取出来，秘密交给我，以便做好手脚，快点快点！”

由于周南陔之前曾与应桂馨有过交往，应桂馨的女眷对他有些印象，一位姨太太果然中计，她起身说：“我晓得的，但这里如此严紧，那能弄法？”周南陔说：“有我，不要紧，你快点去拿好了！”应妾听后便在厢房某块地板上拨动活板，掀开后，里面有一小箱子，另外还有烟土等物，周南陔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将箱子等物取出，拿到楼下与巡捕们就地详细检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打开小箱子后，里面有密电本及函电不少，周南陔等人赶紧查看其中信函，并根据密电本对电报进行检阅翻译，一番努力后，竟然真的发现应桂馨与北京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函电频繁，来往密切，并且有“毁宋酬勋”字样，由此可以初步判定，宋教仁的遇刺，与应桂馨、洪述祖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件、物证到手后，众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时，更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就在众人准备撤退时，有人突然想起被怀疑的凶犯武士英未被抓获，于是带着些滑稽的向那群被软禁在应宅楼下的闲杂人等高声问道：“谁是武士英？他在这里吗？”这本来是随便说说，姑妄试之，因为按常理推断，如果真是武士英犯案，一定不在应宅，即便躲在应宅，也不可能会站出来承认。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问话的人话音未落，一个下流工人模样的矮子急急站起来承认道：“我就是武士英，请问有什么事吗？”——这还要问为什么吗，找的不就是你！废话少说，巡捕们听后一拥而上，将武士英立刻拘捕并押入法租界巡捕房，随后，巡捕房又派人去请那两位报案的四川学生来当场辩认，结果还真是那个在旅馆借钱还钱的主。

事后查明，原来应桂馨在迎春坊妓院请客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席中，后来应桂馨被抓走后，妓院中有人请他去给应家人报个信，结果被堵在应桂馨家中不得脱身，这次也不知道是鬼使神差还是宋教仁先生在天之灵的指引，武士英竟然被抓了个现行，得来毫不费工夫。

据《民立报》报道，在武士英被捉拿的第二天下午，法租界巡捕再次来到应桂馨家中仔细搜查，除搜到更多公文凭据外，最重要的发现是搜获一把六响手枪，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尚未射击，经技术检验，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正是同一型号，所存数目与车站所放三枪也完全吻合。

说到这里，宋教仁遇刺案似乎已然告破，凶手是武士英，指使人为应桂馨，洪述祖为共谋——但是，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要知道，当时上海租界内发生暗杀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案件，真正破案的极少，就像数月前发生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遇刺案，当时即远没有破获，直到几十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这事是他的把兄、当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指使他干的，像陶成章遇刺这样的暗杀案还有很多，为什么宋教仁遇刺案能在三天内即告破获呢？这破案的速度之快，情节之离奇，过程之戏剧性，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最让人不可解的是，国民党人似乎早已知道应桂馨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凶，两次报案都对应桂馨有明确的指向，只是鉴于自己没有执法权而求助于租界巡捕房，表面上看，是租界巡捕破获此案，抓获元凶，但实际上都是有国民党人在旁边协助，并主导了整个过程。

先说两个四川学生的报案，极可能是在向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周南陔举报后，随即又前往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而随后王阿发的报案，很可能是在武士英没有抓到时，国民党人在其房间内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人正是应桂馨，这时，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姓有一“撇”的不是“虞”、不是“唐”也不是“廖”，而是应桂馨的“应”。

别的不说，王阿发的报案就很耐人寻味，据《民立报》3月25日报道，王阿发以出卖字画为生，曾到过应桂馨家中，某日，应桂馨请他帮忙杀一个人，并出示了宋教仁的相片，王阿发最初拒绝，应说可以请同乡帮忙，王阿发于是又去找曾在东三省做过马贼的同乡邓某。邓某曾与王阿发一起去应家，但因应桂馨不在而未能见面，当晚，邓某反悔不干，说：“我现在客居他乡，怎能无故杀人呢？”这话被人听见后举报给了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人于是顺藤摸瓜，将王阿发送到某公司，并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为租界巡捕房服务的两名包探头目，通过胁迫的手段逼迫王阿发说出整件事的原委，之后才有了向巡捕房报案的经过。

根据“宋案”的审讯记录，在应桂馨被抓获的第二天下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对应桂馨进行了第一次开庭预审，其中重头戏即为王阿发与应桂馨的对质，让人感到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应桂馨在庭审过程中应对自如，反而是王阿发的说法漏洞多多，这让案情就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作为证人，王阿发在庭上供称，因为出卖字画的缘故，他曾去过应桂馨家中两次，巡捕房律师侃克发问，你既然到过应桂馨家中二次，那么他拿出照片给你看并欲办照上之人，究竟是第一次去还是第二次？王阿发说是第二次，此后他未曾去过。

公审会堂令应桂馨与王阿发当面对质，应桂馨问王阿发，你说到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是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又相隔几天？王阿发答，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距离第一次大约三天，应又问，你来兜售的字画，是何种字画？画系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是人物，还是松竹？王答说，字画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画是山水，也有人物与松竹。

应桂馨转头对会审公堂说，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只画人物，从无山水，松竹更非其所长，王阿发的供述，请为注意，接着，应桂馨又向王阿发发问，你从何处得来此画？王阿发说，从东清铁路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一人，王阿发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

随后，应桂馨再次向王阿发发问，你第二次到我处，所说甚话？王阿发说，第二次到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以后也未会晤。应桂馨于是向堂上高声抗辩：刚才巡捕房律师发问时，王阿发称第二次到我处，我拿出照片欲办一人，现在他又说第二次到我处时未曾会面，此种供词，请堂上注意。

第一次预审结束后，应桂馨被押回巡捕房，王阿发取保候质。也许是意识到明显的漏洞，王阿发在第四次、第五次预审中又改口称到过应桂馨家中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去卖画，应桂馨说有事相托，因而第二次去时问起何事相托，应桂馨拿出相片想买凶杀人，听到此处，应桂馨的辩护律师爱礼思大声质问：你前后究竟去过几次？王阿发答三次，律师又诘问，你第一次在堂上说去过二次，如今又说三次，到底是三次还是二次？王阿发答，我是说自己一人去过二次，第三次是与姓邓的同去，后来与姓邓的同去时，应桂馨不在家，于是作罢。

第六次预审中，应桂馨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说他第一次见到王阿发时，王说自己住在小客栈，那时他拿信来见，想要求事情做，但他见过后，认为这个人不但他不能收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收用，在堂上即可见其为人，对于这段话，王阿发一方似乎并没有反驳，如此看来，王阿发的确见过应桂馨，但并不是去兜售古董而是去求职。

从整个庭审过程来看，王阿发的职业素质不高、供词前后不符，究竟是因为在公堂上情绪紧张所致，还是应桂馨根本就没有托他买凶杀人？这个很成问题，以常理推论，宋教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名人，刺杀他决不是小事情，按说主使人应该极其机密，不可能随便透露给他人，何况王阿发与应桂馨不过是一面之缘，再者，应桂馨本身就是黑道中人，如要买凶杀人，直接指使手下的职业杀手即可，为何要去找完全不相干的古董商人王阿发，而且还让王阿发再去找其他人呢？

从报案到破案的整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国民党人若隐若现的身影，由此或许可以推论，不管是两个四川学生的报案还是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背后都是出于国民党人的安排，而从宋教仁被刺开始，其锁定的目标也都明确指向青帮大佬应桂馨。

本文发布于世界历史网的文章，如有转载，请注明原文摘自于世界历史网：https://www.shijielishi.net/minguo/renwu/843.html，注明网址来源；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