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没有向日本投降？

抗战时期，日本与蒋介石关系错综复杂，可以说诱降与勾结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特别是1939年春到1940年冬的一段时间里，相互之间的接触和会谈极为频繁。

但是，尽管日寇对诱降工作紧抓不放，有时软硬兼施，有时恩威并重，而蒋介石集团却“谈而不决”、“投而不降”，最终没有就范，致使日寇的诱降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这又是为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重要因素，制约了诱降的成功。

第一，日本政府的苛刻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的承受能力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抗战，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起初，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解决；继而期求英、美干涉；后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的调停，因此，他一面应付抗战，一面企图同日本妥协，他说：“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

所以，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时，蒋是欣然同意的，如前面所述，当陶德曼向蒋介石递交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时，蒋认为除个别条款外，其余不算太苛，愿意以此作为“和谈”的基础，可是，当日寇攻陷南京以后，要价陡然升高，这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日本的诱降自然难以成功了。

蒋介石曾说过：“我们并不是不能和日本谈和平；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最初以为日本只想得到满洲，后来又说要华北，将来也许要上海，要广东的，要是日本只要求满洲，要求华北，在我的责任上是可以与日本相提携的；不过，日本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并没有限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集团考虑到正式承认伪满会招致国际上的“误解”，影响借款，在国内也会失去“国民的信赖”，因此，只愿意“默认”。

宋子文曾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政府保全面子，那么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

孔祥熙说得更彻底：中国人一贯把长城以北看成“末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范围并不特别关怀，只要默认这个既成事实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正式承认不可呢？关于“赔款”问题，孔祥熙则要求日本放宽条件，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无法偿付战争“赔款”，否则将引起动乱，根本无“和平”而言。

由于日寇在“承认伪满”和“战争赔款”两条上不作让步，蒋介石集团承受苛刻条件的能力有限，所以日蒋之间的讨价还价一直没有结果。

日寇诱降条件超出了蒋介石集团承受限度，更在于日本要让蒋介石辞职，日寇对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容共抗日政策非常恼火，因此，“把蒋介石看作敌人”，日本五大臣会议曾作出决定：日本如接受中国政府的投降，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条件。

在日寇和蒋介石集团谈判时，日外务大臣宇垣提出：如果中国想在满洲和赔款的问题上获得日本让步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叫蒋介石下台，这个方案自然遭到了蒋介石集团的严词拒绝，后来，孔祥熙派他的心腹樊光到上海对今井武夫说：“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日本政府方针是错误的，而且，在中国的目前情况下，使蒋介石下野这件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只要日本条件不超过蒋介石集团所能承受的“度”，蒋介石集团是愿意妥协的。

第二，蒋介石害怕公开投降会爆发革命

在对待日寇诱降的问题上，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远，害怕担当汉奸卖国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毁他的统治。

所以，当陶德曼将日本的苛刻条件送来时，他不敢答应，因为他认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

日本人比喻蒋介石骑着抗日、亲日两匹马，形势对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这是十分形象的，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时，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去干降日、卖国的勾当，而是说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话，诸如“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等，这些话在当时的客观效果上，确实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抗战初期的形势是好的，国民党军队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可是，在战局连续出现不利的情况下，他便迅速滑向动摇和妥协，企图寻求外交途径，尽快结束战争，于是，又跨上了亲日之“马”，奔向投降之路。

但是，蒋介石同汪精卫又有很大区别，汪精卫是赤裸裸地彻底投降，而蒋介石则是有条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标”，蒋介石曾再三告诫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无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蒋之间的多次会谈始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敢露一点风声。

之所以如此，蒋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国民党内部的潜在对手借题发挥，赶蒋下台；二怕日本诱降条件过苛，万一谈不成，对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担心会爆发革命，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上述情况，使蒋介石在对待诱降的问题上，容易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烧身，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一点问题：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然愿意“谈和”，但又感到风险太大，在此情况下，一向嗜权如命的蒋介石，情愿将行政院长一职交出，也不愿承担“主和”的责任。

于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张群担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长，主持“议和”一事，因此，鉴于抗日战争中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蒋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远。

第三，日本政府内部对华意见不一致而影响诱降工作的进展

在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战略目标上，日本统治集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策略和步骤上，又有不同的主张。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学者按照不同主张将其划分为两大派系，一派称作“强硬派”（或“霸道思想派”），另一派为“温和派”（或“道义思想派”），尽管此划分是不科学的，甚至是美化一部分侵略者的，但是，它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两种侵略手段的争论。

所谓“强硬派”，主要是日本政府中大本营作战部门和侵华派遣军中那些法西斯狂热分子，如战争初期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以及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头子，都属于这一派，他们疯狂主张战争政策，鼓吹“速战速决”、“一战灭亡中国”等。所谓“温和派”，主要是指大本营战争指导部门和侵华派遣军总部的一些积极鼓吹政治诱降的人物，如当时的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他们反对单纯依靠武力征服中国，主张政治与军事相结合，软硬兼施，双管齐下，而侧重点又主要放在政治诱降上。

这两种不同主张，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关于侵华政策的种种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石原莞尔认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速决战”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长期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说服近卫首相应立即飞往南京，去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通过谈判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强硬派”的坚决反对，迫使近卫在已下令准备飞机的情况下，又取消了南京之行。

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了促成和谈，力主在保持蒋介石面子的情况下，诱逼其接受投降条件，因此，他在11月19日下令日军在南京城外按兵不动，停止进攻，防止蒋介石退出南京，但是，“强硬派”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他们否决了多田骏的建议，攻占了南京。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寇即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对国民党政权却追加了更苛刻的条件，时隔不久，又以“期限届满”为由，宣布“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这些不寻常的举动，连负责调停的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也看不惯，他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期望中国接受新的条款，相反，更希望对方加以拒绝，以便寻找借口继续进行旨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

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后几个月，近卫便感到“后悔”，想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但是，这时他也深感左右不了军界的形势，“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他曾向天皇提出辞呈。

有一次，他悲伤地向自己的密友原田熊雄诉苦：感到自己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连头号战犯都如此牢骚满腹，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

第二次《近卫声明》虽然再次向国民党伸出了诱降之手，但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样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统一，使日、蒋之间始终未能达成最后协议。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缪斌赴日谈判问题，如前所述，缪斌应日本首相小矶的邀请，代表重庆政府飞往东京谈判，对于缪提出的“和谈条件”，日本首相认为是可行的，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不仅遭到了坚决反对，而且小矶国昭连“乌纱帽”也丢了。

由此可见，日本内部两派势力因对华意见分歧而引起的相互争执，是十分激烈的，思想不统一，自然影响诱降的决策成果。

第四，蒋、伪政权不能并存

这是蒋介石集团最终未能就范之原因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937年底至翌年春，日寇先后在北平和南京扶植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傀儡政权，傀儡们都希望日军迅速消灭国民党中央政府，否则，总感到“心中不安”，而日本派遣军的头子们也都向各自的傀儡们许了愿，尽力满足其要求，不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为日寇的诱降设置了障碍，特别是汪伪政权的建立，更遭到强烈反对，在澳门会谈时，中方代表陈超霖极力论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在停战前必须由日方出面斡旋，让汪精卫出国流亡或者隐退。

但日本坚决反对，要求蒋、汪合作，并提出“无合作即无和谈”，其理由是：日方对汪负有道义之责，如欲让汪下野，则日本国民亦要蒋下台。结果双方争执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另一方面，汪伪政权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对日、蒋会谈也忧心忡忡，在汪伪政权成立初期，特别害怕日、蒋合作，如大汉奸周佛海曾认为，蒋介石派人到香港同日方会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用心是为了破坏汪伪政权，他担心日、蒋会谈成功一年以后，自己可能遭杀身之祸，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一年利用余与日本接洽，反必重用，一年以后，必以暗杀方法杀余。”瞻前顾后，不寒而栗。

而汪精卫则对坂垣说：“蒋介石的性格有明暗两面，万一会谈公开时，我只有携带一只箱子明天就动身。”感情对立，可见一斑。

当时蒋、汪政权严重对立，“和谈”后不可能并存，而日本为坚持己利，却硬要蒋、汪成为“捆绑夫妻”，这是蒋、汪双方都不情愿之事，因此，势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日本的诱降工作。

虽然到了1944年9月9日，日方被迫宣布：“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两者间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明确告诉重庆政府，日本不再干涉蒋、汪关系。

但是，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而汪伪政府的大员们为了寻求退路，早已暗中纷纷重投蒋的怀抱，而日寇的所谓《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对蒋介石集团已没有多大的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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