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真的是民国时期的“战神”吗？

白崇禧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首任国防部部长，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早在1935年的时候，广西就出版有《白副总司令演讲集》，抗战爆发后又陆续出版有五卷本的《白崇禧言论集》；1938年3月，第一本关于白崇禧的传记《白崇禧将军传》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两个月后，建国书店又出版了《李宗仁与白崇禧》一书。

此后数十年中，陆续有白崇禧的传记问世，尤属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白崇禧先生访纪录》和华艺出版社的《白崇禧传》(程思远著)两书最具代表性，时至今日，由白崇禧将军之子——白先勇先生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也终于问世了。

本人对后代写先辈的传记始终不抱太大希望，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去夸大传主，对于部分不利于传主的事件也会予以回避，白先勇也难以免俗，如对白崇禧几次反蒋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谈，对白崇禧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只褒不贬”，内战时期更是“重政略军”。

书中的部分说法也值得商榷，如该书上卷第114页有言“父亲抵京次日(指1937年8月5日)，日本各大报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这里的“日本各大报”、“头条”、“战神”，直接将白崇禧捧上了“战神”的地位，可是这个说法有没有可靠的原始材料来证实呢？

据笔者调查，此说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数本白崇禧传记，但对于这一“报道”分8月5日和8月6日两说，又都没有提供原始依据，无奈中，笔者只得自行查阅日文报纸，遗憾的是，前后查询五份，都没有只字提及，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笔者认为仍需寻找有力证据。

不过，白先勇的这本著作仍然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说辞，也讲述了不少传主的家事。

那么，白崇禧究竟是不是“战神”呢？

白崇禧一开始的戎马生涯是和黄绍竑一起度过的，他们一起参加学生军，一起进入武昌陆军中学，又一起考进保定军校三期，而且还都学步兵科，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当见习官。

白崇禧生来就有带兵打仗的天性，也在军旅初期生涯中习惯了担当部队主官，之后机缘巧合的是，军校同学陈雄带着白崇禧一同觐见孙中山，并且要到了广西讨贼军第五师的番号。

两人兴冲冲地带着这个名义回到梧州后，黄绍竑却嫌这个番号不响亮，三人一合计，干脆就叫广西讨贼军，黄绍竑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参谋长，广西讨贼军的名号就这么打出来了。

不过这事在黄、白、陈的回忆录中都打了马虎眼，他们将孙中山授予的名义统一改了口径，坚称孙给的番号就是“广西讨贼军”，没有师的番号，好在《陆海军大元帅府公报》有明确记载，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

不管这个部队的名义叫什么吧，黄绍竑走向独立自主的时代来临了，白崇禧也开心地返回到部队，只是他觉得自己当参谋长不如带兵，就借负责制订部队编制的机会，提议由自己兼任第一团团长。

黄绍竑和白崇禧虽然是老搭档，但是他明白，两人从广西学生军开始地位就完全一样，如果在这个时候让白崇禧当了团长，让他有了兵权，那么在部队中亲近白崇禧的人，就会在无形中抱成一团，万一他们拥白崇禧取而代之，后果不堪设想。

与其埋下祸根，不如扼杀在萌芽中，黄绍竑就找来白崇禧，好说歹说让白崇禧打消了这个念头，此后讨贼军与李宗仁的自治军合流，并统一广西，新桂系三巨头就这样出现了，按照座次，李宗仁第一、黄绍竑第二、白崇禧第三，但在实际上，黄绍竑、白崇禧之间早就由于兵权而产生裂痕，这就使白崇禧逐渐向李宗仁靠拢了。

白崇禧今后就只能当一个参谋长了吗？当然不是，北伐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广西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自然成为该军参谋长的不二人选，他利用部队重编的机会，再次提出兼部队主官的要求，这个提议照样被黄绍竑否决。

不过，此时已不是黄绍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上级，那就是支持白的军长李宗仁。

李宗仁对白崇禧的态度和黄绍竑截然相反，他知道白崇禧能打，且一直想带兵，就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兼任第一旅旅长，可是白崇禧的这个旅长当得并不长，就当了四个月不到的部队主官，且得时常照顾全军的参谋业务，这真正带兵的时间就更少了，那么，他去哪了呢？

内战中的桂军，虽散布在华东、华中两个战场上，但鲜见硬仗，基本在打酱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盘，他依然想保存实力，唯一的莱芜战役，还是因为部队主官的异动，而未战即败，桂军在基本没有受到较大损失的情况下，度过了三年，而白崇禧也在1948年由国防部长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

现在有不少人说白崇禧在担任国防部长前夕曾前往东北指挥作战，并在四平大败林彪，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一文中也指称由于蒋没有采信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片面下停战令，给了林彪喘息之机，方导致日后东北惨败，本人认为，此二说有待商榷。

我们知道，白崇禧前往东北之前的实际指挥者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前线指挥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负责，根据史料记载，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战的。

这里的“督战”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亲临前线监督作战，那么作为督战官的白崇禧有权直接干涉指挥吗？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结论，不过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一书对白在东北有相当长篇幅的记述：

“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白、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这时，我们闻报右翼兵团……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永吉的问题……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对杜说：‘如果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收复长春、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白、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次日，白氏便飞回南京……。”

可见，“停止北进”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来主张乘胜追击被否之说，据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记载，国军总攻四平发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达东北的前一天，此时国军已占据绝对优势，而白抵东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经过中央的同意而放弃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试问，白仅在17日这一天，即便亲自干涉指挥，对于整个战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之后，精锐基本丧失，此后蒋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巅峰，李宗仁也成为代总统，但是白崇禧和李宗仁所期待的划江而治却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白就只能与中共正面交锋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虽然信心十足，但却没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两湖的军队，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辙，他对局势太乐观了。

当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湖北的张轸和湖南的陈明仁先后起义，这使新桂系的根据地广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直到此时，白崇禧仍然困兽犹斗，他集中桂军主力于衡阳、宝庆地区实施反击，“小诸葛”的名头虽然在青树坪捞回一票，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军的重创，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辙了。

桂军主力一战即败，其他各路桂残军自然也挡住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了，很快，各路桂军或灭或降，只有少量部队逃到越南，尽管白崇禧要在广西实行总体战，尽管还有人愿卖命，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根据地——广西，黯然南渡台湾。

综观白崇禧一生，历经阵战无数，可谓一员杰出将领，但在实战指挥上，白崇禧的优势则更多地表现在参谋业务上，用当年军中流传的话来说，白崇禧能入列“民国三大参谋长”而不是“三大指挥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以说，“小诸葛”之名名副其实，但“战神”之誉就姑妄听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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