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婚俗是比较重要和独特的一环，了解一个民族婚姻制度，是认识该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契丹本是游牧民族，辽朝皇帝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建立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那么，辽朝的婚姻制度又是怎样的呢？
1、婚龄
婚龄，一般指定婚和结婚年龄，契丹男人的初婚年龄在12~20岁之间，多为16岁左右，辽代兵制：“凡民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隶兵籍”，所以辽代契丹男子以15岁作为成年标志，而16岁多为结婚年龄，契丹女性初婚年龄亦在12~20岁之间，平均15岁左右，较男性略低。
2、契丹族特有的两姓通婚制
辽代契丹人姓氏基本为耶律、萧二姓，他们的通婚也基本在这两个姓氏之间进行，与耶律通婚者为萧姓，与萧姓通婚者为耶律氏，在辽代209年中，至今尚未发现耶律与萧姓各自通婚的史实特例。
宋人明确记载：契丹人“婚姻不拘地理”，由此得知，婚嫁双方可能在同一地区，也可能在不同地区，只要是异姓，就可结婚，这是原始氏族制族外婚的遗风所致。
但是这种婚俗也确实给契丹人带来某些不便，通婚只限二姓，选择余地少，并且长期不改，明显有些单调，于是咸雍十年(1074年），耶律庶箴提议改革，“使各部自立为姓”，以扩大婚姻范围，增加婚姻单位，开辟新的婚姻之路，但是道宗以“旧制不可遽厘”为理由而拒绝。
3、高门等级内婚制
辽制：王族惟与后族通婚，贵族与庶族通常不许联姻。
辽代皇族，一般来讲是指耶律阿保机家族（世里氏一支）；后族一般是指述律氏家族。
辽代帝王娶后（元配），只限于述律萧氏，在辽代九帝中，除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穆宗皇后世系不明以外，其余诸皇后均出于述律氏。
在圣宗时更加严格，开泰八年十月，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辽代的高门等级内婚制，是同国家政体密切相关的，辽代实行皇族与后族联合执政，这种婚姻制度，可巩固其政治地位，是辽代统治的重要手段。
4、族外婚
契丹统治者虽然限制贵族与庶族通婚，却不禁止与他族上层分子联姻，契丹很早就与外族通婚，如唐朝开元、天宝年间，为表示臣附唐朝，一些契丹首领不断上表请婚。
契丹立国后，上自帝王，下至平民各阶层与外族通婚的现象也日益普遍，契丹王族与奚王族建立了世系为婚的关系，又与汉、渤海等显贵们联姻，在圣宗妃中，有马氏、大氏、白氏、李氏、艾氏、耿氏，她们都是外族女子，据《寂善大师墓志》载：耿氏就是汉族人耿绍忠的女儿，辽世宗时还立汉女甄氏为皇后，“宠遇甚厚”；景宗的女儿淑哥最初还下嫁给汉人卢俊，后改嫁肖神奴；圣宗的第八、第九、第十个女儿分别下嫁给渤海人大力秋、汉人刘三嘏、奚王肖高九（见《辽史 公主表》）。
太宗会同三年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承认契丹人与外族通婚的合法性，这就使婚姻成了日后契丹人逐渐同化于其他民族之中的重要纽带。
5、聘娶婚
辽代契丹人基本婚姻形式是聘娶婚，其主要特点是：男方备一定的财物为聘礼，女方经过对男方家族考察、衡量，受聘则婚约成立，继而纳之，这期间要经过订亲、会亲、亲迎、拜奥四个程序，契丹人结婚要父母包办。
首先，男方先请媒人提亲，女方同意后便是订亲，订亲后不得无故毁约，否则对方便认为受到莫大的侮辱。
订亲之后便是会亲，即男女家族到男方家会面。
亲迎是最隆重的程序，目前只从《辽史》礼志中了解到帝后亲迎情况，即择吉日，清晨梳妆，皇室迎亲时，使臣与媒妁将酒食、牛、羊、猪、犬、鸡（均熟食）摆在门前，拜谒皇后及其父母、宗族、兄弟，并进酒，使臣纳币、致词，然后，请皇后就车，皇后拜别父母，饮离别酒，向皇后致戎词，后族人在后面追拜，皆须赏酒赐物，然后车马才能启程，行致皇宫附近，宰相令赐皇后与送亲者酒，地铺黄道，送亲人各受赐物饮酒。
最后，行拜奥礼，成亲次日，举行盛大酒宴，演百戏，举行角氏，戏马比赛，第三日后族送亲者辞行。
契丹公主下嫁与此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驸马要亲自迎娶公主，并且致宴于皇后，辞行时，公主带上父母所赐的陪嫁物，还有送终之具一一送终车，这体现了母系社会的遗风。
6、一夫一妻多妾
契丹在立国前，就已经进入一妻一夫制的婚姻形态，对妇女而言只能有一个丈夫，辽代贵族男子在确立嫡妻地位的前提下，还可拥有若干个偏房小妾。
嫡妻或者正室均需正式聘娶，纳偏房小妾则往往表现为买卖婚形式，亦有依仗权势强行娶纳的，如《乖轺录》载：“隆庆者，隆绪（圣宗）之弟，契丹国母肖氏之爱子也，故王以全燕之地而开府焉。其调度之物。悉侈于隆绪。尝多籍民子女，躬自拣择。其优者为王妃，次者为妾媵，炭山北有殿，夏常随其母往居之，妓妾皆从。穹帛，道路相属。”
隆庆（陈国公主的父亲）正妃即其姊之女，其下众多妃妾中，贵族与民女，契丹与外族女子皆有之，至于契丹皇帝更不待言，上行下效，契丹下属官员与殷富“皆有小妇侍婢”。
如静汪军节度使萧孝忠先后娶五房妻妾，前缤先掩泉莹，次妻琴弦续断，妻妾成群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统治者与富有者的淫侈欲望，和达到多子多孙的目的，使家业和江山后继有人。
7、开放自由的婚姻
在灭后唐战争中，辽军占领了洛阳，19岁的耶律阮得宫人甄氏，一见钟情，不顾民族地位差别而纳为王妃，耶律阮即位皇帝后，就是辽世宗，竟然策立甄氏为皇后。
还有，承天皇太后萧绰的大姐适齐王，以齐妃相称，这是一位在军事、政治方面都有作为的女性。齐王死后寡居，一次在阅马时，见“蕃奴达览阿钵姿貌甚美，因召侍帐中”私通，萧太后闻之，大怒，将“蕃奴”抓起来，“杖以沙囊四百而离之”，但是这并没割断齐妃对蕃奴的爱恋之情，齐妃恳请萧太后“愿以（蕃奴）为夫”，萧太后准其请，齐妃终于与蕃奴结成夫妻，作为女性高级贵族公开追求男奴并且成功，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可说是个例。
但是也能说明一点，世宗和齐妃为了爱情，能冲破世俗禁忌，这体现了契丹婚姻中的开放风气。
除天祚帝的公主外，《辽史》卷六五《公主表》所列30名公主中，离婚再嫁者6名、占1/5，其中有二离三嫁者，还有三离四嫁者，这些公主在青春年华的大半时间里都是在结婚、离婚中度过，显然契丹妇女的离婚再嫁是平常之事。
离婚权利是婚姻的重要方面，在契丹族中，这种权利为男女共有，男女均可根据意愿提出离婚要求，“淑哥系卢俊妻，因不谐，妻请离婚”，可见契丹女方有离婚权利，也正因为如此，契丹人离婚再嫁者较多，这也进一步证明契丹人婚姻中的开放自由的一面。
统和元年，圣宗“诏赐物命妇寡居者”，目的之一是企图用赐物手段稳定命妇的寡居生活，这道诏令从侧面反映出寡居命妇也在积极寻找新丈夫、筹建新家庭，命妇再嫁牵涉面较大，故开泰六年，圣宗索性下达“禁命妇再蘸”之诏，这说明，辽代命妇再嫁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否则不会制定上述法令。
但是圣宗自己也没遵守这条法令，有的命妇再嫁就是在他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有嫁必有娶，妇女再嫁，不以为耻，男人娶寡，无人论非，这已经成为契丹人的习俗，可见契丹人贞节观念淡化，故一部《辽史》仅载3位烈女，这反映出契丹人的婚姻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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